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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出头我就觉得自己有一种特别的阅读困难症,读一本书,看上一小段或一小句就产生了自己的想法,停下来写自己的。那时我辩护说,这是“看一本书,产生了写另一本书的念头,这是通过误读接近写作”。

  后来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努力圆这个话,或者说我努力让我写的每一个字不像读后感,再后来我认为是自己成熟了,开始丢掉了书的脚手架,记录自己。一开始觉得自己的思绪多得不够记录,然后开始觉得自己的思绪少得不够记录,就重新想到要看书,但看着看着,我又会重新开始这一循环,有时候这种循环可以在一瞬间完成一次,又回到书,又回到写作。

  尽管——就像阿兰布鲁姆说过的:每一次回归,都是现代性的一次激化——每一次回到阅读,感觉自己又活了一阵儿,修为不一样了,都更像开始审视书本,甚至是在审判,但至少,我总能回到书本,回到书本就立刻重新感觉消散的气又重新在阅读中凝聚,哪怕再短暂,也总有凝神归元的机会。

  然而,自从用社交网络,这种阅读困难症似乎恶化了,循环被破坏了——也即,读了一点内容,不但产生了一些念头要去写,而且写下来还要往社交网络里发一发,发完之后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开始等赞然后无所作为、等批评然后维护自己,开始“社交”。沙巴体育滚球这连锁的动作让我再也回不到书本,它只是随时泄去自己新攒起来的一点生命力、一点“真知灼见”。

  但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世界的念头有什么错? 这难道不是一种后媒体时代的个体社会责任和道德勇气?

  也许这么说有道理,但我们一面行使“社会责任”,一面感到自己也许再也凝聚不起来了——那种在图书馆里呆上一天之后眼神明亮的感觉越来越不可能。一天阅读给人带来的明亮感和一天写作给人带来的明亮感不同,后者是劳动后的自然满足,前者是感到世界和自己都很有潜力时的欣喜,与社交网络的功利感都不一样。

  海明威说:停在你知道该怎么写下去的地方。我也想在世界读书日期间模仿这个说法补一句:停在你知道你会读下去的地方。我更希望这两种说法暗示的“真绵延”和“假停止”交织在一起,非常清醒地统治我的灵魂,但实际上灵魂却被新设备统治了,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停止——沿着海明威的观点继续推断,那么,当我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或者怎么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越不能停下来。然而我们停下来去分享、去炫耀绝望和痛苦。

  在安静中读写的人,如果在读写的过程中,能感到“停在你知道该怎么写下去的地方,停在你知道你会读下去的地方”,你也一定知道读与写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转化,也一定会知道写到怎样的地步才能发表,读到怎样的地步才有资格发表读后感,就像一个画家知道自己画到哪个笔触该停下来,一幅画怎样是完结。你知道怎样生,怎样死,要么准备去生活,要么就准备去死亡。

  至少这应该是写作者或艺术工作者自我锻炼的一种能力,但社交网络的诱惑让我们不再去珍惜和考验自己这种能力,不再去这样地严格地要求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甚至生活,它诱惑我们随时中断自己,就像随时停下来照镜子补妆一样,而不问这种中断是否在创作中和生命中是有意义的中断,我们实际上,丧失了这种内在思考的一维,我们的读写也变得十分外在,就好像我们旅游是为了拍照,甚至只是为了打卡,为了一张自拍。这也是我为什么曾经对演员李易峰的眼神有偏见,镜头里他的眼神仿佛不是在看着眼睛该看的地方生活在故事里,而是在时刻照镜子,当然后来他好多了。

  我们读书,却随时中断阅读赶紧去炫耀、我们一边读一边炫耀,一边照镜子,甚至一边写一边炫耀、为了频繁自我炫耀而随时切割自己的思想的样子,却又能获得和写作和阅读本身毫无关系的兑换——竟然能兑换更多的朋友,粉丝,搞得好的话,花钱找水军推一推,就能成名。但这样,我就成了我年轻时最不屑成为的人——年轻就急于切割自己的思想,片成肥牛那样拿出来变卖的写作者、阅读者。

  这种即时兑现是诱惑人中断劳动的最大陷阱,它诱惑你兜售未完成的读写,这个时代碰巧什么碎片都能拿去典当,这样弄惯了,气不仅泄了,而且思考过程变短,读与写的目的甚至异化为“发一发社交媒体”。通过碎片写作而自伤的仲永并不少见,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生可以过早完成,你可以在自我伤害的童年就同时完成自我的财富积累。

  这助长了也许普遍的阅读困难,让困难的更困难,甚至导致你最终停止真正的写作和阅读。最近这越来成为我考量身边的朋友、写作者、学术工作者、阅读者的标准——考量他们网络化的程度,社交网络化的程度,分辨他们的写作内容里,多少是明显写给网络化目的成分,多少留给自己真正绵延的思想,甚至分辨他们是否还在写作,还在读书。

  社交媒体欢迎度带来的鼓励,让你在名至实归之前,提前认为自己“有思想”,有匕首,有投枪。一个传统的读写者在社交网络里的变化是,他的书本正在被社交媒体提供的材料所取代,一个有着一定的思维训练和学术素养的人,面对社交网络的话题,也很容易获得一种实际上的舒适区:他或许仅仅是潜意识里,会觉得现实是一本更容易去批评的书,他也会潜意识里把现实当成一本更容易读的书来读,来审阅。

  读书是这样一个过程:简单的书会引你去读更难的书,更深刻的书,如果并没有这样一本书,你会有冲动去写出为了自己去读的书,书和读书人是一种彼此激励的关系。

  社交网络并不是,或者说社交的本质是把思考转化为人际关系学,这个亘古不变,多少知识和学习过程,已经被人际关系的内容占领,所以你也不是真的在社交网络批奏折,而是在交际。

  社交网络当然有好的一面——你也许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参与社会争鸣和进步,评出了较为深刻的道理,这对社会新闻的解读是有好处的,但另一面是对自己的消极影响——你的阅读材料的难度减少,因为资讯里越来越多谁都看得出来不对的东西。长期沉溺于特别容易批评的材料,思考的过程变短,而你的洞察力却并不见得提高了,而且某种客观现实更会让你沉醉其中——也即,可以批评的东西既越来越少,又越来越容易批评。这也是为什么杨绛会说:想得多是因为书读得少了。这是因为“想”太容易了。

  尤其在公共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年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化新闻为神奇,能把有限的时评写成伟大的评论,甚至能通过日常事件触碰到哲学思考。

  所以齐泽克这种人如今就稀罕了,虽然我并不一定认同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不同意他要用中世纪的可贵之处去证明威权社会、训政时期的忍辱负重,虽然他终究是悲观的;不同意他以当今世界所有人都是宗教局外人为由,反对我们去对威权社会内部的“信仰管理”说三道四,但他的语言是哲学的,这也使他成为一个矛盾的人,既是一个诛心者,一个拉斯普京一样的圣愚,又用自己的语言抵御着自己,他即使跻身诛心者中,诛心的程度也最低、思维最开放,这在简单化的新闻话语里是难得的。

  况且,目前也许只有某种哲学口吻,才能对抗或者矫正西方泛滥的政治正确口吻,抵抗一切观念里的武断。起哄一样“跟着自由主义者一起对”是容易的,这种政治正确的口吻日渐成为了社会生活里思想的僭主,人人跟着说,就像社交网络里通过短句产生了许多虚假的哲学家。

  最近,我们在辩论文科危机的时候,我还发现,许多人自己没怎么读书,却跟着一起叫嚷着要读书,然而却被更不读书的人轻易戳穿。我也发现,读过一本半本书的人,只因为其他人更不读书,却能轻易成为某个微观领域的小小精神领袖,这个事实本身也在不断败坏读书人的名声。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读书,否则甚至连捍卫读书的资格都没有,却让那些读了一本半本书就出来炫耀的人被拿来证明读书不重要、证明读书人是虚伪的,是水货。

  4月下旬,齐泽克和的龙虾教授彼得森在多伦多索尼中心关于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辩论把学术娱乐化推到高潮,这场奇葩说门票最高可达1500加元一张。齐泽克自省地引用黑格尔的话:“当一个哲学家说出时代精神,他就会变得流行。”

  这个世界,或许谁都没来错,但这个时代所有的“场合”都错了,我们读书、写作和发表的“场合”也都错了,也都中断了我们的读与写。

  齐泽克错在沉溺于一个强有力的对方辩手缺位的媒体场合。我反对他在流行文化和新闻评论的场合里某些政治观点,我是真希望他被更雄辩的智者驳倒。

  这种辩论者的缺位纵容了齐泽克们的“读”与“写”、“思”和“说”,这场辩论如我所料,彼得森完败,公认最直接的原因,竟然他读过的书明显比齐泽克少多了,思维的密度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当他准备一句话期间,齐泽克已经抛出了三重观点。

  但我说的重点仍是齐泽克——面对如此容易的对手,齐泽克的思想也就在一个舒适区里“锋利着”,思想的逆境其实是顺境,媒体要对这个负责——媒体应该请到真正的对手,进行完全的辩论,这正是当下的世界最需要的一场辩论,所有人、所有力量都到场来一场对质、一场激辩,而非中断于自我沉溺和媒体怂恿之中的思想,辩论者在媒体的屏蔽和隔离之下普遍缺位,你会问没有参加辩论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今天的学院里是否真的藏有瑰宝,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读,写,说。

  ……这里似乎只有深沉的读者,很少轻率的评论,所以我故意将草稿贴出来让自己发窘,因为至少我知道有人看,我利用这种暴露带来的适度压力、这种呼之欲出的适度耻感,激发对自己文字最后的修改,让它嘹亮,让它有一种现场的活力,让它逻辑更缜密,更有交谈感,更有说服力,这跟报纸付印之前的最后一次校对压力一样,我根本没有在寻求即时反馈,也没有在即时取悦,但我有一种公共生活的压力,却不必让我像被弃市一样在社交网络里只能不停地道歉、道歉、道歉,就像伍尔夫在表兄费希尔的客厅里,和一批读者交流时仍保持着《到灯塔去》中那隔窗看海的姿态,也没有人真的出来破坏我们的孤独,这甚至比孤独更好。

  我承认这仍然是一种舒适区。如果我们必定要一边读书,一边参与激烈的社会讨论,我们能向齐泽克借鉴的另一点是:时时刻刻,尽量少寒暄。不去寒暄是第一步,开始避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尽量不借助权力强化音量,以此抗拒当代各种“场合”(包括那些要求表态的场合)对我们独立思考的败坏。

  最近巴黎圣母院的火进一步暴露出新媒体的人格分裂: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里,同一个发布者会分别表现出对人类文明遗产的痛惜、民粹的冷眼旁观、雨果读者们的文艺游客心。这种精致的分裂也毁了我们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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